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水利枢纽，至今已逾2000余年。2000多年来，遵循“道法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都江堰持续发展、历久弥新，至今仍“砥柱巍然”，润泽和造福着天府人民，这不仅是我国水利史、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世界遗产委员会赞誉都江堰为“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指出：“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习的重要讲话，高度凝练了都江堰的特点、效益和价值，明白准确地提出了“都江堰是生态水利工程”的重要论断。

  深刻领会、精准把握、全面贯彻习重要讲话精神，遵照水利部部长鄂竟平“深研生态水利”的指示要求，深入探究都江堰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治水哲理，使之接续传承、发扬光大，对进一步推进四川水利改革发展、促进治水兴川再上新台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岷江给远古先民留下洪涝交织的惨痛记忆。直至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水害逐步得到控制，暴虐的岷江走向驯服，润泽西蜀大地两千多年，孕育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

  公元前256年，出于富国强兵、支撑“得蜀则得楚”的战略目标，时任秦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建成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蜀地的面貌，从原来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变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农业经济发展迅速，源源不断的粮食物资支持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伟业。

  西汉文帝时期，蜀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不仅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积，保证了成都平原西北部的灌溉水源，而且使得都江堰的内江水系与沱江相连，都江堰的作用由此逐步提升。东汉时设置都水掾，显示出国家直接参与都江堰的管理，都江堰及灌区的维持与发展得到保证。三国时期，诸葛亮视都江堰为“农本国资”，“设丁千二百人主护之”。唐朝开国初年，飞沙堰建成，都江堰主体工程格局自此形成并沿袭至今。此后，随着宋朝岁修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元、明堰工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清朝对都江堰的重建和完善，以及民国时期现代科技的引进和应用，都江堰灌区稳步发展，日益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都江堰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实施了渠首加固改造、渠系调整优化和闸群配套建设，为灌区扩建打下了坚实基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先后兴建人民渠、东风渠、三合堰总干渠及配套渠系，灌区范围覆盖成都平原全境，灌溉面积达600余万亩。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都江碧水三穿龙泉山脉，使龙泉山以东丘陵区近400万亩土地得以灌溉。80年代以后，都江堰先后建设了一、二期扩改建工程，1993年实灌面积突破1000万亩，居全国之冠。

  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都江堰不断续写新的辉煌。通过建设水源工程紫坪铺水利枢纽，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人民渠、东风渠两大“高速水道”基本形成，北、中、南三大扩灌区陆续建成，高标准的骨干工程水网初具规模，新增灌面80万亩，改善灌面480万亩。目前，都江堰灌区已成为横跨岷、沱、涪三江流域，灌溉面积达到1089万亩，造福成都、德阳、绵阳、遂宁、资阳、乐山、眉山7市37县（市、区）的特大型灌区。灌区功能也从防洪、航运、灌溉发展成兼具防洪减灾和保障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环境用水等多目标的综合服务。

  四川人爱用“安逸”形容成都平原的舒适日子，这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密切相关。

  一是防洪效益显著。“江水初荡潏[yù]，蜀人几为鱼”，这是都江堰建成前成都平原饱受洪水肆虐的真实写照。建堰后妥善解决了引水、泄洪、排沙问题，此后成都平原极少发生全域性的大洪水，杜甫称颂为“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二是灌溉效益巨大。都江堰为成都平原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使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快速地发展，在极短时间内就成了闻名天下的巨大粮仓。唐代时成都已有“扬一益二”的地位，“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直至20世纪抗日战争，四川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

  三是交通效益彰显。除灌溉外，都江堰还有舟楫之利，成都一度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货通天下，船行四海，锦江更成了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正如杜甫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这样描写成都的水上运输：“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四是经济效益突出。环境的安定、农业的发展和水运的发达，奠定了成都平原在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目前，灌区以占全省约1/20的土地，提供了全省1/4的有效灌溉和粮食产能，养育了全省1/3的人口，集中了全省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了省内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活力最好的成都“主干”和环成都经济圈，为四川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使都江堰灌区成为四川省经济社会最繁荣发达的腹心区域，近年全省经济十强县中有九个位于都江堰灌区。

  五是生态效益明显。都江堰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善了成都平原的城乡生态环境。在都江堰的润泽下，成都平原林竹修茂、水系纵横、湖泊星罗、堰塘棋布，呈现出“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的美丽景象。

  近年，都江堰每年向成都市提供城市生态环境用水30亿m3，其中枯水期11亿m3，并保证生态流量不低于60m3/s。同时，在岷江水的滋养下，成都平原构建起了农、林、牧、草、渔业协调发展的生态系统，呈现出“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锦绣画卷。目前，成都平原湿地面积超过35万hm2，五环以内湿地公园达31个，河网密度达1.2km/km2，水体总面积为426km2，占市域面积的3.5%。成都市位列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城市之一，野生鸟类达485种，占全省鸟类资源的61.4%、全国的31.9%；有大熊猫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5种；高等植物3390种，占全省的1/3、全国的1/10。

  习指出，都江堰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这是对都江堰治水法则的精准概括。“因势”，体现了建造都江堰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利导”，体现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造。都江堰建造以最小的工程量成功解决了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水哲学，都江堰也因此变成全球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和生态水利工程的典范。

  1.选址谋划之“道”——“因”冲积平原之地势，“导”出控灌西蜀全境的巨大功效

  成都平原由岷江冲积扇构成，西北高、东南低，具有“悬江的地势特点”。李冰在主持兴建都江堰之前，组织并且开展了极为全面的勘测调查，反复权衡区域地势地貌，最终选择在岷江出山口建堰，既能扼制洪水，又能控灌扇形展开的整个成都平原。科学的规划选址，不仅有利于都江堰自身的安全稳固，也为后世留下充分的兴利空间。

  现代都江堰灌区，规划思路延续这一传统，渠系布置沿成都平原扇形展开，从北、中、南三个方向拓展都江堰灌溉范围；特别是利用龙泉山以东丘陵山区平均海拔仅400～450m的地势特点，穿越龙泉山自流灌溉丘陵地区，呈现出“绿水绕山间、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不仅灌溉了400万亩农田，也为当地生态环境改善带来源头活水。

  2.布局设计之“道”——“因”山脉河道之走势，“导”出三大主体工程的精妙营构

  岷江自峡谷奔涌而出之后，形成由两条弯道组成的河道流线；玉垒山傍河绵延起伏，形成高岸深谷相结合的地形走势。历代治水先贤充分的利用周围的地貌，或顺河势以建工程，或裂山体以通水道，与周遭地理环境高度统一、浑然一体，最终形成渠首“三位一体、首尾相应”的“三大件”（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工程布局。

  近70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扩建中，依然十分重视渠首成功经验的应用和推广。在渠首枢纽范围内修建的配套闸群、工业引水涵洞和城市应急供水工程等附属工程，辅助和完善三大主体工程发挥作用；外江沙黑河取水口及内江仰天窝取水口、蒲柏取水口、走江取水口都采用鱼嘴分水引水的工程布局；蒲阳河、走马河、江安河上分布的多个取水口，也按照“凹岸取水、凸岸排沙”的原理进行布置。

  3.岁修建设之“道”——“因”传统材料之优势，“导”出特色水工技术的独特功用

  历史上，都江堰的建设就地取材，主要建材以竹、木、卵石为主，大范围的应用于截流分水、筑堤护岸、抢险堵口等水利施工实践，形成了都江堰独具特色的四大传统水工技术——竹笼、杩槎、羊圈、干砌卵石。如竹笼以卵石填入竹编圆形长笼，能承水压、消水能；杩槎主体为三根木料捆扎成锥体形，底部稳定、不易倾覆，拆除的木料还可回收利用。

  现代都江堰的建设传承发展了传统水工技术，岁修时渠首断流依然采用杩槎截流，不仅节约工程费用，而且截流仪式自成景观，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参观。此外，由干砌卵石演变出来的浆砌卵石、浆砌块石，由竹笼演变出来的钢丝笼、铅丝笼和扩张伸缩金属网等，在现代灌区工程建设中大范围的应用，使传统水工技术以新的方式延续着生命。

  4.资源调配之“道”——“因”丰枯差异之水势，“导”出时空均衡受益的普惠福祉

  岷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其中丰水期（5—10月）来水量占年径流量的78%。建堰后，通过三大工程的调节，形成自主协调、自我平衡的动态系统，实现“分四六、平潦旱”“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自然、简易的水量调节方式，基本满足了灌区用水需求，达到相对的水量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的提升，灌区人口迅速增长（仅成都市城区人口就增长了10余倍），经济体量连续翻番，用水总量大幅度增加。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通过修建外江闸和飞沙堰闸，并提高工程标准、完善配套设施和提升调度水平，逐步实现新的水量平衡。特别是通过水源工程紫坪铺水库对岷江实施调节，大中型水库和塘堰湖泊“长藤结瓜”，高标准的渠系工程纵横分布，渠首及以下各级闸群联合调度，为拦蓄雨洪、错峰用水、轮动用水、科学用水创造条件，较好地保障了灌区均衡受益。

  5.管理运行之“道”——“因”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之时势，“导”出管理改革的与时俱进

  伴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灌区实际要，都江堰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体制不断演变。从汉代由郡守府水利官员管理到三国诸葛亮首设堰官进行专管，此后历朝历代，政府官员都直接参与都江堰的督修管理，专管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一是管理统一。逐渐从有司分管到成立专职管理机构，渠首和干渠体系由专管机构负责，支渠由地方管理，支渠口以下由群众民主管理。当前，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负责整个工程体系统一管理和水量统一调度。

  二是运行规范。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治水经验、程式、准则，如“三字经”“六字诀”“八字格言”等，简明扼要，浅显易懂，既有利于历代管护者沿袭，又有助于普通劳动者遵守。岁修制度自宋朝创立，从始至终坚持至今。现代的都江堰已向标准化、规范化运维稳步迈进。

  三是治水依法。三国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都江堰防洪法令《诸葛亮九里堤令》；宋代颁布《蜀江修堰禁约》；清代设立水利衙门，兼有司法、行政、水利之责。1997年，《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颁布实施，2019年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再次修订通过，标志着都江堰迈上了法治化管理的新阶段。

  6.文化传承之“道”——“因”教化育人之情势，“导”出治水思想文化的世代传承

  这其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都江堰治水文化的思想内核。都江堰利用山形地势，坚持顺应引导而不是阻碍对抗，采用传统堰工技术，避免对环境的破坏性改造，这种基于道法自然的建设方式、臻于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使工程与自然环境浑然天成，已成为集真、善、美为一体的人类智慧结晶。

  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是都江堰治水文化的实践原则。都江堰遵循岷江来水规律、水沙运动规律、河道演变规律，把握自然地理及季节特点，灌区水系纵横交织、互连互通，展示出跨越时空的人水和谐共生画卷。

  泽被苍生、造福万代是都江堰治水文化的价值追求。历代堰工心怀苍生，追比禹绩，有的身先士卒、鞠躬尽瘁，有的励精图治、勇于创新，有的不畏权贵、为民请命，形成和丰富了李冰精神，成为都江堰治水文化的精神动力。

  珍水惜水、世代传承是都江堰治水文化的社会基础。2000多年治水实践，通过投工投劳、水费计收等形式使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围绕都江堰而形成的水崇拜、地方节日和民风民俗等水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正是灌区人民群众珍水惜水、世代传承，才有都江堰2000多年的效益持续。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不是单纯的文化景观，而首先是造福人民的“活文物”。2000多年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水理念，都江堰在应对自然挑战和谋求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互促进。都江堰的成功，既是水利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的成功运用，也是人水和谐理念和天人合一智慧的生动实践。这对于推进新时代治水实践尤其是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有着重要启迪。

  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活动影响和改变着自然。当人类合理规划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温暖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必然是冷酷无情的。来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警示我们：治水涉及天、地、人，系统性极强，且往往带有全局性，必须慎之又慎。在2000多年的都江堰治水实践中，注重“人水和谐”，在“兴利除害”的同时，不断改善和优化灌区自然生态环境，将工程本身融为自然景观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达到“水利”与“利水”兼得，人与水和谐共生。

  习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别妄图征服老天爷”，并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将都江堰作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例证，这也正是都江堰历经千年而运行不辍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未来发展中，新时代四川水利人必须更加自觉地主动调整人与水的关系，做到“保护自然”和“造福人类”相统一，在满足大家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尽可能减轻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能够造成负面影响。

  历史上的都江堰遵循“道法自然”，其修建过程充分的利用周围的地形，把握岷江河道、水流、泥沙以及水文等自然规律，通过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三大主体工程调动水流、引导泥沙，使自然规律为我所用，达到兴水之利、除水之害的目的，呈现出“亲自然”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都江堰应用现代科技在更高层面实现顺应自然，同时对灌区实施大规模的正向改造和范围拓展，实现了顺应自然与改造自然相统一。在治水实践中，新时代四川水利人必须更加自觉地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为前提，主动认识规律、积极遵循规律、契合运用规律，在利用现代科技造福人类的同时尽量对自然施加正面效应，使水利成为利用自然、修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支撑。

  人类社会要发展，必然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兴修水利是开发利用水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衡量一座水利工程的价值，既要看它作用于空间范围的效应，也要看它在时间跨度上可持续利用的效果，生态意义上的水利工程一定既能造福当时，也能泽被后世。

  历经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都江堰仍然发挥着巨大效益，其成功得益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把握和运用。都江堰的建造，不仅考虑了内外江和上下游、干支渠、左右岸的用水均衡，也考虑了整个灌区人的需求与自然需求的平衡，还协调处理了灌区工程系统、自然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贯通统一。可以说，找到了“造福当时”与“泽被后世”之间不断传续的“基因密码”，开创了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利用的“都江堰生态模式”。

  在推进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方面，习指出，“不仅要考虑人类和当代的需要，也要考虑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不要突破自然资源承载能力”。新时代四川水利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为控制要素，处理好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都江堰200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坚持传承历史与创新发展相统一的历史。2000多年来都江堰通过一直在优化布局、创新水工技术、变革管理体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始终延续着它的不朽传奇。在治水实践中，都江堰不仅要根据季节变化、洪枯不同，开展杩槎截流、竹笼挡水和岁修掏滩等人工活动，而且要根据岷江流量变化趋势、内外江摆动情况、上游浅滩沙丘分布，相应地调整设计布局，增减辅助工程，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变迁，调整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都体现了“顺应天时、以尽地利”的思想。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水利也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思所从来，知所将往，在新的起点上，新时代四川水利人必须更加自觉地精准把握世情、国情、省情、水情以及水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接续传承与弘扬发展相统一，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创造水利新辉煌的全过程。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治水实践始终与国家治理方略变化演进密不可分，水利之治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2014年，习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推动治水实践不断深入。在新时代，必须坚定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和加强党对水利事业的全面领导和水利行业党的建设工作融合贯彻于水利全部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切实践行中央治水思路，既要保护好都江堰这一弥足珍贵的人类文明遗产，更要秉持都江堰生态水利工程的发展理念，传承其生态价值观，传播生态文化符号，推动治水兴川再上新台阶。

  1.传承都江堰“人水和谐”生态基因，为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奠定良好的河湖基底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补给地，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造福人类与保护自然相统一，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珍水、惜水、爱水、护水，构建人与水和谐共生的良好格局，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

  一是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抓好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管控，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快节水载体建设，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完整节水激励机制，积极地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生活节水，强化用水计量，提高居民节水意识，使“节水优先”加快落实。

  二是划定水生态空间。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划定河湖水域岸线、饮用水水源地、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等水生态空间范围，明确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河湖管理保护范围，设立界桩标识。

  三是保障河湖生态流量。根据河湖生态系统特点确定生态流量目标，确保涉水工程在不同时段满足最小下泄流量要求，尽可能增加河道内生态基流。已建水电站要抓紧完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新建蓄水工程同步建设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将生态流量监测纳入水资源监控体系，建立生态流量监测和信息发布机制。

  四是强化管控措施。深入实施“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强化岸线分区管控。坚持源头严控、过程严管、末端严治，强化水功能区纳污红线管理，加强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综合整治。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强水土保持监管。建立完善水生态空间监督管理体系，严格规范涉水活动。

  四川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河势总体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水资源主要分布川西北高原和盆周山区，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区域布局不相匹配。我们要传承都江堰“乘势利导”的规划布局理念，坚持整体观、系统论和辩证思维，完善水利规划体系，推动实现水利工程合理布局和水资源优化配置，持续提升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要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能持续”的原则，加快构建完善以都江堰、玉溪河、向家坝、长征渠、引大济岷共5个西水东引工程（五横）和武都、升钟、亭子口、罐子坝、大桥、通口河共6个北水南补工程（六纵）为骨架、大中小微协调配套、蓄引提供泄排生态功能完备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生态网络体系。现阶段，要尽快完善“两横三纵”（都江堰、玉溪河，武引、升钟、大桥），加快建设“一横”（向家坝灌区工程），积极地推进“两横三纵”（引大济岷、长征渠、亭子口、罐子坝、通口河）工程规划及前期论证，到2035年基本建成“五横六纵”引水补水生态水网，形成以西水东引、北水南补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格局，使之与“一干多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适应，逐步实现“空间均衡”。

  要加快实施江河防洪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强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抓紧实施“六江一干”等主要江河堤防、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建立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机制，实现洪水资源化利用，确保防洪、抗旱、水生态环境等多目标协同，着力提升水旱灾害防治能力。

  要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坚决完成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底线任务，加快小型水源工程建设，推动“水美新村”建设，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水利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决议，强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成熟更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也给新时代治水事业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目前，四川省水治理制度体系还不完备，与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传承都江堰“刻石立碑”的治水准则，坚持改革牵引、创新驱动，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水治理制度体系，夯实“系统治理”和“两手发力”的制度基础。

  一是完善法规体系。全方面推进依法治水，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建立健全节约用水、河湖管理、水量调度、河长制湖长制等方面的法规体系。快速推进水利依法行政，完善水行政职权实施与监督体系。

  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水利“放管服”改革，提高水行政服务的品质。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深化水资源税改革，探索水权改革。继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水价改革，建立完整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省级水利发展集团。深化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工程良性运行机制。探索建立洪水保险制度，加强洪水风险管理。建立完整应急处置机制，防范化解重大水安全风险。

  三是完善标准体系。制定完善节约用水定额体系、节水评价标准，指导和规范节水行动。研究制定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标准，推广应用生态材料和新工艺新技术。研究制定生态流量确定标准、水土流失防治与评价标准，指导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制定水利信息化建设标准，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都江堰水文化是我国水文化的优秀代表。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内核，体现了对规律的尊重和应用、反映了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构建繁荣兴盛的蜀水文化体系，推动李冰治水精神和新时代水文化相融合，为新时代四川水利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精神动力，为坚定文化自信做出四川水利贡献。

  要加强蜀水文化研究，深入研究治水历史演变进程，汲取前人治水经验，精准把握时代特征，不断丰富和完善治水智慧。要坚持水工程与水文化相融合，在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充分吸纳科技、人文、生态、环保、历史、艺术等文化因素，提升水工建筑物的生态效应、景观水平和文化品位。

  要打造蜀水文化品牌，充分的利用四川丰富厚重的水文化优势，加强各类水工程、水遗址、水景观、水博物馆（展览馆、陈列馆）等水文化载体建设，充分的发挥其宣传、教育、交流、传播阵地作用。特别要做好水文化遗产管理保护，编制水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与发展规划，全方面开展水文化遗产调查，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对水文化遗产的类型、地点、数量、规模、权属、现状等进行系统整理、登记造册，建立水文化遗产名录，推动更多水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要深入开展水文化宣传和交流活动，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成果，加大蜀水文化交流传播力度，培育节水、惜水、爱水、护水的浓厚氛围，促进蜀水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开放中创新，提高蜀水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东流不尽秦时水，润泽天府两千年”。今天的都江堰已不是一个地名，甚至于不是一个工程，而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光辉范例、一个因势利导的生态理念。它之所以传承千年而不衰，不在于其工程体系有多么完美，而在于其持续革新创造的精神力量和造福于民的价值追求。今天是历史的继续，也是未来的起点。都江堰已拥有袤远的昨天和繁盛的今天，还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都江古堰所承载的生态文明理念将进一步得到持续传承和发扬光大。